爱心常驻 慈颜永存

——悼念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王光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幸福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国计划生育协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国人口报社

　　10月13日凌晨3点42分，在北京医院里，刚过了85岁生日的王光美主任平静地走了！ 原本艳阳高照、秋高气爽的天气悄然变色。

　　10月14日上午，来京参加“幸福工程脱贫母亲事迹报告会”的代表200多人来到灵堂送别敬爱的王光美主任！这些曾经贫困的母亲们站在鲜花簇拥的王光美遗像前百感交集，沉痛万分，许多人还清晰地记得光美大姐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身影，记得光美大姐同她们促膝交谈时的音容笑貌，可今天，光美大姐却走了，走得那么突然，走得那么平静……

　　人们还记得，去年此时，曾经多次报过病危的光美大姐不顾病情危重，从医院赶到人民大会堂看望参加“幸福工程十周年纪念大会”的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。临别时，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向大家拱手、挥手，依依道别。

　　人们还记得，今年9月初，光美大姐又一次报病危。医生判断老人只能维持几天了。然而，老人家又一次顽强地挺了过来，直到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来到北京，来到她的身边。冥冥之中，老人莫非还想和大家再见最后一面？

　　老人家割舍不下对“幸福工程”、对那些贫困母亲的牵挂呀！ 王光美曾经说过：“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岁月里，我感到他最高贵的品质，就是对人民那样的热爱，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又是那样的深。我耳边经常响起他的一句话：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！”

1995年10月，在陕西省大荔县，王光美踩着泥泞的小路，冒雨来到贫困母亲一家人居住的茅草屋。 刘戈宇 摄

　　“跟人民在一起！”这正是耄耋之年的王光美，仍然为人民的幸福辛勤奔波、忘我工作的力量源泉。

　　以母亲的名义

　　1994年初，中国人口报社几位有识之士提出了发起实施“幸福工程”的设想。时任国务委员、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珮云同志决定这个工程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、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共同发起实施，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承办。经过近一年的论证、筹备，幸福工程筹备办公室将救助对象锁定为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。

　　贫困母亲是我国贫困地区一个曾被人们忽略的特殊群体，她们承受着生产、生育、生活的沉重压力，缺乏基本的收入来源，健康状况差，文化素质低。她们付出的最多，得到的最少，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，她们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。由于母亲负有对家庭、对后代的特殊责任，贫困母亲的生存状况已成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、社会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。

　　1995年年初，工程即将启动，谁来打这面帅旗？彭珮云提议请光美大姐出山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，并亲笔致信，随信带去了有关材料和调研报告。

　　王光美时年74岁，12年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，因此，她谢绝了社会上许多担任名誉职位的邀请。看了彭珮云的信和有关材料，她被深深打动了。她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，也很实在。而不尚空谈、注重实干是她一贯的处世原则。于是，王光美欣然应允。但她提出，不搞名誉，不任虚职，要实实在在做工作。

　　当时，中国的贫困地区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，而贫困母亲起码有1500万。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待助群体，“幸福工程”一无资金，二无经验，承担起这样一件工作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正如她在会议上反复说过的那句话：这件事特难！王光美完全可以选择在天伦之乐中安享晚年，但她以病弱之躯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项为贫困母亲造福的“特难”的事业中，就像当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一样。理由很朴实：贫困母亲需要帮助，我有这个责任；语言却很诙谐：恭敬不如从命，珮云同志让我干，我就上任喽。

1995年10月13日，冒雨考察陕西省大荔县鲁安乡豫安村，与贫困母亲王尚英一家亲切交谈。刘戈宇 摄

　　1995年2月28日，春寒料峭，长安街头绽放了第一簇迎春花。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，王光美在“幸福工程——救助贫困母亲行动”创立仪式上，以一个母亲的名义，向全社会发出呼吁：希望大家行动起来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为贫困母亲献上爱心！

　　从此，王光美，这位饱经磨难的伟大的母亲，将自己的名字同“幸福工程”、同千千万万贫困母亲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　　伟大的“义务打工者”

　　王光美曾戏言：我是“幸福工程”的义务打工者。就不拿报酬而言，此言不差。但她为“幸福工程”付出的决不仅仅是一般的义务劳动，而是一位曾经受过不公正对待的老人，一位社会知名人士所能付出的全部心血和精力！

　　1995年初，天津绿天使有限公司向“幸福工程”捐赠100万元人民币。“幸福工程”靠这笔钱于当年启动。按照王光美亲自确定的“小额资助，直接到人，滚动运作，劳动脱贫”的模式在甘肃、贵州、安徽和陕西的四个县开展了项目试点。

　　1995年10月13日，已启动近半年的陕西省大荔县“幸福工程”项目点，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。阵阵秋雨中，王光美脚踩泥泞，走进三门峡水库移民区，走进豫安村，走进贫困母亲王尚英家。昏暗破旧的茅草屋里，除了两张床，几乎没有家具，雨水从屋角滴落下来。王尚英85岁的婆婆患病躺在床上。白发苍苍，气喘吁吁，身上盖着一条又破又脏的被子，发出难闻的气味。王光美很自然地坐到床上，靠在她的身边，握住老婆婆那枯槁黝黑的手，问寒问暖。老婆婆本能而惶恐地推让着，嘴里喃喃道：“不要，脏……”浑浊的眼睛里溢出泪水，手却握得更紧。就这样，曾贵为国家元首夫人的王光美和一位穷乡僻壤的老婆婆，在破旧漏雨的茅草屋里，亲如家人般地聊着……

　　多年来，王光美多次深入基层考察幸福工程项目点。陕西、四川、河北、福建、云南、深圳……她的足迹留在贫困山区的小路上，她的音容笑貌留在无数贫困母亲的心里。贫困母亲们记住了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，而王光美也把她们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。冬天北风呼啸的时候，她想到那低矮破旧的茅草屋能否抵御严寒；宴会席上，看着满桌的饭菜，她想到这一餐省下来，又能帮助几位贫困母亲；项目点的同志送来锦旗表示感谢，她却批评他们做锦旗太浪费，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到贫困母亲身上……

　　在每年的“两会”期间，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光美多次发言，宣传“幸福工程”，呼吁全社会关注贫困母亲。幸福工程组委会举办的各类活动，只要身体许可，她都要勉力参加，直到累倒在病床上……

　　王光美用自己的言行实践着少奇同志“跟人民在一起”的政治遗言。

　　“我更心疼贫困母亲”

　　1996年，“幸福工程”因缺乏资金而举步维艰。王光美将母亲留下的、经过“文革”浩劫失而复得的几件家藏珍品拍卖，拍卖所得50余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“幸福工程”，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。这些拍品是：清康熙年间的“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碗”、清雍正年间的“青花缠枝花卉碗”、“青花寿桃盘”（一套两件）、宋代的“耀州窑刻花碗”和清代象牙“素面笔筒”。拍卖会上，拍卖师专门停槌说明拍品来历和性质，竞拍者无不动容，竞价踊跃。这几件开价21.6万元的拍品，以56万元顺利拍出。

　　这些拍品背后有许多感人的故事：

　　王光美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农商部工商司司长，代理过部长，爱好收藏。解放后，他把几乎所有的家产、包括几处房产和各种收藏品都无保留地捐献给了国家。后来，王光美的母亲在搬家时把随身使用的几件瓷器、一个象牙笔筒，还有一套红木家具和一架自鸣钟带进了中南海。“文革”中，刘少奇的家被抄，所有的东西都由专案组封存在中南海瀛台西侧的一间空房子里。在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中，王光美家破人亡。少奇主席被迫害致死，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也未能幸免，被关进监狱，含冤去世。

　　“文革”后，王光美走出牢狱。党中央发还了属于她的个人物品，其中就有这几件母亲留下来的藏品。那套快散架的红木家具，让木匠修一下放在客厅里，那座早已不响的自鸣钟也摆在家里，那几件瓷器被仔细包好放在柜子里。睹物思人，这些经过“文革”浩劫失而复得的藏品寄托着王光美对母亲、对亲人深深的怀念之情！然而，为了多帮助一些贫困母亲，她义无反顾地全部捐出。

　　拍卖会结束后，一位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把电话打到王光美家，他的问题是：把你母亲留下的家传珍品捐了，你难道不心疼？王光美坦言答道：捐出母亲留下的东西我当然心疼，但是想到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吃不饱饭我更心疼！

　　王光美身先士卒，多次向“幸福工程”捐款。1995年，工程启动之前，她第一次去“幸福工程”办公室看望工作人员，了解到办公室工作条件艰苦，有时候中午吃不上热饭，第二天就让秘书送来500美元，让办公室买一个微波炉热饭吃。这些钱是女儿刚刚孝敬她的。后来，办公室用这笔钱买了一台微波炉和一个冰箱，工作人员一直使用至今。这些事在王光美看来是很自然、很普通的事。她女儿告诉我们：妈妈手里一有钱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拿去帮助别人，自己却过着最俭朴的生活。

　　人格的力量

　　王光美对于“幸福工程”的作用，决不仅限于一般的名人效应。她用丰富的政治智慧、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引领着“幸福工程”由小到大，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。工程创立初期，组委会办公室拟出了“幸福工程”的救助模式：“小额资助，直接到户，滚动运作，劳动致富”。王光美经过深入思考，将其改为“小额资助，直接到人，滚动运作，劳动脱贫”。她向工作人员解释道，我们的钱是直接发给贫困母亲的，她要代表全家在协议上签字，因此，“到人”比“到户”更确切；“幸福工程”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帮助贫困母亲脱贫而不是致富，我们不能包打天下，要实事求是，要有准确的定位。就这样，几个字的改动，确定了“幸福工程”的方向。另外，在确定“幸福工程”三大任务即为贫困母亲“治穷、治愚、治病”，帮助她们全面提高素质，以及在一些大的救助原则的确立上，王光美都发挥了主导的作用。

1998年5月，在武警部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营区内，参加"爱心在国旗下凝聚"活动并捐款。

　　王光美的工作风格严谨、严格、实事求是、不尚空谈。她充分相信她的工作人员，从来不在具体问题上多加干涉，但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却有很高的要求，如对捐款的使用原则，各地项目实施情况的核实，向社会上的宣传口径等。王光美给“幸福工程”定了个基调：先做后说，多做少说，不做不说。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：“幸福工程”悄然展开决不招摇的运作姿态，较之那种大张旗鼓的新闻炒作和捐资的摊派聚敛，以及滥用已久而且矫情做作的“人道主义”关怀，更使我感动。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种睦邻之间的诚实眼神和一双真实有力的援手……针对一段时间里对“幸福工程”的一些溢美之词，王光美多次强调，“幸福工程”只是配合国家的大扶贫做一点拾遗补缺的工作，我们的能力有限，帮不了太多人，千万不要夸大我们的作用！

　　王光美的谈话风格是朴实、诙谐的。她总是用最平实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意思，从来不作惊人之语。讲话时即使有讲稿也一般不用，但总能把讲稿中的意思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得很清楚。她有着惊人的亲和力，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，是名人还是普通人，是大老板还是穷百姓，和她在一起，都会被她那平易近人、诙谐幽默的风格所感染，被她无意中营造出的轻松气氛所包围，马上进入无拘无束的状态。她自然天成，一派大家风范，又平易朴实，深具平民意识。作为一个老人，她经常为给别人添麻烦而感到不安，她总是在细心体察着别人的感受：渴不渴，热不热，自在不自在……和她在一起，时刻都能感受到她那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关心。王光美是个严于律己的人。在工作方面，她总是从大局出发，出以公心。作为组委会主任，王光美完全可以左右资金的投向，但她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：要严格按照程序审批项目，尊重工作人员的意见，实事求是，该给谁就给谁，决不以个人意见干扰正常的工作程序。面对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她要项目的基层同志，她总是要求他们找组委会办公室，通过正常程序来争取项目。她从来不向组委会办公室批条子、打招呼，甚至对少奇同志的家乡也如此。

　　在她拍卖家珍向“幸福工程”捐赠50余万元后，组委会办公室征询她关于这笔资金投向的意见，并提出是否以她个人的名义设立几个项目点。无论作为捐赠者还是组委会主任，王光美都有这个资格。但她却表示：不要把这笔捐款特殊化，不要以她个人的名义命名项目点，还是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办。于是，王光美的捐款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捐款汇聚在一起，像春雨一样播撒在贫困地区，播撒在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里。

2000年5月，同河北省受助母亲代表合影。

　　“幸福工程”启动后的第一个春节，组委会办公室收到了两位小学生的各200元捐款，当办公室辗转找到学校并和学校联系好，准备第二天去采访时，却意外地接到了王光美的电话。原来，这两位小学生，一个是王光美的孙子，一个是她秘书的女儿。王光美说：“我让孩子每年都把压岁钱捐给‘希望工程’，今年捐给了‘幸福工程’。我一直告诉孩子，帮助别人应该是很平常、很普通的事，是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应该做的。如果你们一采访，一宣传，孩子以后再帮助别人，心境就不会那么纯净了，对孩子的成长没好处。希望你们就不要采访啦。”于是，这件事就成为工作人员心中一个温暖的秘密。

　　王光美常说，成功人士的财富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，他们创业时的艰辛又有多少人知道呢？因此，很少向他们开口要钱。但是，正所谓“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”，当王光美与“幸福工程”的故事逐渐传开，就在她的周围、在社会各界乃至国际社会引起了持续不断的回响，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善款。但是王光美却总是对别人说，我没做什么事，工作都是大家做的，特别是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最辛苦。她永远把别人的贡献挂在嘴边，心怀感激。她常常如数家珍般地向媒体、向各界人士讲述“幸福工程”的爱心故事，最常讲的一件事是四川的一位老工人，老伴患癌症卧床不起，他却捐出了身上仅有的八元钱。“这八元钱的含金量可不低呀！”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

　　爱心永恒

　　近年来，由于年事渐高，遵照医生的要求，王光美逐渐停止了基层考察等耗费体力的活动。但她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些受到救助和等待救助的母亲们。她利用各种机会来走近她们，了解她们的生活、情感、项目进展等情况，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帮助她们。她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不断呼吁帮助贫困母亲；她在前来拜访者面前“三句话不离幸福工程”；她不断会见捐赠者，感谢他们的善举，动员他们继续支持；她对媒体敞开心扉，从自己母亲对她的影响谈到帮助贫困母亲提高文化、经济地位的重要性……

　　在王光美的人生路上，母亲董洁如的影响刻骨铭心。这恐怕是王光美晚年出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、帮助贫困母亲的内在原因之一。

　　她们母女俩有着相似的性格和经历：母亲董洁如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，王光美是北京辅仁大学原子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，她们都是那个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；婚后，她们都成为贤妻良母、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，把爱无私地给予了他们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平日里柔弱的她们却都迸发出了惊人的勇气和胆识！董洁如解放后捐献了自己的私宅和家产，创立了洁茹托儿所，无私地奉献社会；王光美领衔幸福工程，为千百万贫困母亲造福。

　　从王光美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性的伟大，看到了中国母亲的伟大，看到了中国母亲身上共有的那种克制与坚强、无私和无畏，看到了中国女性在非常岁月中的动人风采！

　　王光美还自觉地承担起延续少奇风格的使命：她朴实无华，严于律己，淡泊名利；她礼贤下士、平易近人、心系百姓；她襟怀坦荡、从容睿智、谨言慎行；她善良正直、胸怀慈悲、助人为乐。从她的身上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特有的人格魅力！

　　2003年，王光美的腿不慎骨折，坐上了轮椅。后来，她通过锻炼又顽强地站了起来。2004年，她又拄着拐棍出现在国家税务总局、中国工商银行等单位向幸福工程捐赠的仪式上。看着她那瘦弱蹒跚的身影，许多人的眼睛里充盈着感动的泪水！

　　2005年11月12日，幸福工程创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王光美专程从医院赶到会场，看望来自全国各地的幸福工程工作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。在这个十年前幸福工程启动的地方，重病在身、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坐在轮椅上向全体会议代表深情地拱手致意，好像在托付、好像在祝福，多少深情的嘱托尽在不言中……

　　十年来，在王光美的带领下，“幸福工程”已从当初的默默无闻成长为一个知名的社会公益工程。有多少人通过“幸福工程”了解了王光美，又有多少人通过王光美了解了“幸福工程”，从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贫困母亲，把援助的手伸向贫困母亲。晚年的王光美，已经把自己的名字与“幸福工程”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　　1995年2月28日，当“幸福工程”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启动时，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料到“幸福工程”今天的成就：全国29个省、市、自治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“幸福工程——救助贫困母亲行动”，项目点遍及389个县（市、区）。累计已有15.4万名贫困母亲和她们的家庭受到救助，受惠家庭人口70万。投入资金累计达3.1亿元。免费下发各种治疗妇科病的器材和药品价值达1300余万元；为贫困母亲做健康检查65万人次，治疗妇科病21万余人；举办各类培训班1.1万余期，82万多人次参加了培训……这是在没有国家启动资金的情况下创造的业绩！

　　“幸福工程”架起了一座沟通爱心的金桥，一边是社会各界无私的奉献；一边是脱贫母亲灿烂的笑脸。

　　王光美与“幸福工程”的故事，是一个人与一项社会工程之间的故事；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与她无比热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故事；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与千百万贫困母亲之间的故事。

　　对于“幸福工程”而言，王光美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，是一个令人折服的榜样，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，是一位老人用自己的言行在后生晚辈心中树立的一座丰碑！